他参加革命时我

发布日期：2025-06-26 00:03    点击次数：140

饶漱石之妹饶玉莲：一个真实的饶漱石

01

了解起伏中的起伏

饶树石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

他比我大28岁，他参加革命时我还没有出生，所以解放前我们从未见过面。

在我长大成人、变得明智并开始学习之后，因为他是我父亲最疼爱的儿子，他总是以他为榜样来教育我们，说他有抱负、有理想，关心国家的危险，关心人民的苦难；据说他很聪明，学习自律，成绩优异，尤其是中英文；据说他思维敏捷，谈吐雄辩，勤于思考，判断力强，面对问题时冷静，行为稳重，有治理国家的潜力。

我父亲总是在我们面前这样赞美他，所以我从小就非常尊重饶树石。我认为他比我们的其他兄弟姐妹更棒、更强壮。

1949年南昌解放后，得知饶树石来到上海，担任高级官员，曾任三野政委、华东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陈功同志专程来到我南昌的家中慰问我的父亲，他说：

饶政委是你们家的骄傲，也是我们党和军队的光荣

因此，我更加尊重饶树石。

1950年，在朝鲜战争期间，我响应中央政府的号召，坚决参军。1951年，他被派往北京军事委员会装甲部队司令部工作。

1952年，饶树石从上海调到北京工作。抵达北京后不久，他专程前往装甲部队司令部看望我。这是我们兄弟姐妹一生中第一次见面。

虽然我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但他似乎一点也不陌生。他把我当作兄弟姐妹对待，对我很好。

从那时起，我经常利用假期去他家拜访他，和他聊天，一起吃饭，和他一起散步，看电影，享受家庭幸福。

1953年，我从军队转学到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我经常在周末去他家。我们有一个非常愉快的接触。

在与他相处的过程中，我发现他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精神状态相对较差，他经常处于疲劳状态，他很安静，但他的生活方式有规律，他的饮食有规律适度，他简单轻便。

他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常与人交往。他的衣服也很简单，没有高档的衣服，他的运动衫是打补丁的。

有一次，我向他提出了一个请求。我说，‘我现在上课要记很多笔记，而且用蘸笔很不方便。你能给我买支钢笔吗？'?

我哥哥说：现在每个人都还在挣扎，可能没有多少人有条件使用钢笔。你仍然应该和你的同学保持一致，不要显得特别。当我访问江苏时，我带回了一支看起来像钢笔的圆形圆珠笔作为纪念品送给你。

说实话，这支笔没有实用价值，只是纪念品。我和他联系了好几年，这是他给我的唯一一件小纪念品。

1954年8月和9月，该组织向党员转达了高（纲）饶（马关）问题，称他们是阴谋家和野心勃勃的人，企图分裂党，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后来被称为“高饶反党联盟”。

当我听到它时，我非常惊讶，好像有人用一根钝棍打了我的后脑勺，我感到头晕目眩。怎么会是这样？真的很难想象！

因为在我们的交往中，他总是亲切地称呼我为主席、总理、少奇同志和朱将军。……我从来没有觉得他对中央领导有什么不满。他怎么能反对他们呢？我真的不明白。

在我极度痛苦和无助的情况下，我跑到男朋友那里向他倾诉我心中的沮丧，忍不住捂着头痛哭起来。

我男朋友建议我说：

别难过，我会永远和你在一起。但你必须相信党和毛主席。党中央不会冤枉好人。我认为你哥哥错了。一个人不是圣人，熟悉可以防止错误。知道错误可以纠正错误，改变错误是好同志

听了男朋友的劝说，我的心里似乎好多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联系过我哥哥。

回到学校后继续上课和学习。人们看待我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和我在一起的朋友数量也在减少。我感到孤独和孤立。一块沮丧的巨石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

1955年5月，据报道，饶树石是“饶潘阳反革命集团案”的主谋，已被逮捕并监禁。

虽然他有点困惑，但他别无选择，只能顺其自然，服从党对他的处置。

我父亲饶思成当时是江西省副省长。饶树石原本是他最宠爱的儿子，是他的希望和精神支柱。现在饶树石已经倒下了，他心中隐藏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

但他仍然有力地向我们灌输了一种精神教育：国家大事最重要，家庭大事次要，我们必须坚持正义，消除家庭关系，坚定地与饶漱石划清界限，相信党，始终追随共产党。

虽然他这么说，但他心中的悲伤无法治愈。从那时起，他忧郁忧郁，经常连续几天卧床不起，抱怨生病，呆在家里。三年后，在无声的失望中，他悄然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里，我们的孩子遵循了父亲“义无反顾”的教诲，坚定地追随了党。我们认为，党对饶树石问题的认识和处理是正确的，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然而，客观事实和变化往往让人感到困惑、困惑和心碎

我的男朋友，现在是我的爱人，自1954年以来一直被边缘化。自1955年以来，他经历了一年多的政治和历史审查，虽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但他没有得到晋升。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言行谨慎。然而，多年后，他仍然被发现在一份文件中，其中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右翼言论”。这对他未来的政治生涯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

1958年初夏，他调到南大荒（盘锦农场）工作，同年秋天，他和我一起调到江西工作，照顾他的婚姻关系。

从初中到大学，他从零开始教书。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他被送到农村呆了五年。

我本人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东北的抚顺工作，一年后搬到了江西。我先后在省石油局、化工石油局等单位工作。20世纪60年代初，我被调到工厂担任基层计划统计员。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和丈夫被调到农村三年。1973年，我回到原来的工厂，被重新分配到食堂当会计，直到退休。

我的二哥也在1958年从义勇军调到江西，在一所高中教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他与饶树石的兄弟关系，他多次受到调查并被隔离40天。

我姐姐过去在上海杨树浦发电厂当技术员。文革期间，由于受到饶漱石的牵连，她多次遭到批评和殴打。最后，她被殴打致死，甚至她的骨灰也不允许留下。

02

痛苦中的反思

1983年，我摆脱了繁琐的行政工作，开始了新的退休生活。

我有更多的时间浏览和阅读一些关于我哥哥的文献和材料，也有时间观看与他相关的电影和电视剧，尤其是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中思考一些问题。

经过多年的学习、观察和反思，我发现许多事情并不像媒体所宣传和报道的那样。

在激烈的思想碰撞中，我似乎获得了以下见解。虽然这些见解的诞生是痛苦的，但它们源于灵魂，是真实而务实的。

（1） 饶树石既不是反党的，也不是反革命的

根据相关资料，饶树石的曝光主要有两个问题：

一是反党，又称“高饶反党联盟”；

二是反革命，是指“饶、潘、杨反革命集团案”的主谋。

所谓反党，应该是指反对党的纲领和路线，给党的事业造成巨大损失的人，如王明、江青等。他们的行为对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饶树石一直忠于党，甚至在被捕前就表示党中央和毛主席信任他。

他没有任何反党的言行，一生只为党奉献，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至于他与高岗结盟，只能说是有原因的，但没有证据支持。

根据披露的材料，饶树石和高刚早年是陌生人，彼此不认识。1952年饶调往北京后，他们只有短暂的工作接触，但没有个人接触，甚至他们的政治秘书也不认识对方。

至于在党代会上表达不同意见，也可能有一些相似或相同的意见，但这是党章允许的。不能说与某人有共同的观点或与某人表达类似的观点是一种联盟。如果是这样的话，党章就会变成空话。

这里有两种情况需要大家考虑：

李锐在《庐山会议记录》中指出，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批评彭德怀说：

高饶集团是1953年的吗？我们知道彭德怀牵涉其中，当时他是在保护自己。是高饶同盟还是高朋同盟

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上说，他不能为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开脱：

是高饶同盟还是高朋同盟？恐怕是彭高联盟

可以看出，即使是毛和刘也没有证实“高饶同盟”的存在。

1955年，中央全会认定饶漱石、潘汉年、杨帆是“反革命集团”，饶漱石是包庇“汉奸”潘汉年和杨帆的第一个罪犯，即包庇反革命分子的所谓反革命分子。结果，他接连被捕入狱。

1965年8月30日，饶树石最终被高等法院判刑时，没有提到潘汉年。相反，据说饶树石庇护了“汉奸”杨帆和“中流砥柱”胡军和，因此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

但在20世纪80年代，潘、杨和胡都被无罪释放，饶树石也没有保护任何人。反革命的指控怎么能成立呢？

潘汉年、杨帆、胡军和

（2） 饶树石是革命英雄，不是罪犯

饶漱石1923年参加革命，1955年被捕入狱。他为中国革命、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和发展、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奋斗了32年。

曾任中共赣东北特委书记、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共青团中央秘书长、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中共满洲省委代理书记、上海市工人联合会主任、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秘书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等重要领导职务。

从上面的简历可以看出，饶树石的前半生是辉煌多彩的。在老一辈革命家中，像他这样有着丰富多彩革命生活的人并不多。

在那个枪林弹雨的时代，饶树石以其突出的能力和突出的贡献，不断被提拔到党内和军队的重要岗位。

我也想在此强调几点：

首先，关于他在新四军的工作

他革命生涯的三分之一以上是在军队工作的，主要担任新四军政委。1947年，新四军扩编并更名为华东野战军，他继续担任华东野战军政委员。

我无法见证他在这个职位上是否取得了任何成就或成就，我不敢发表毫无根据的评论。我想引用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研究员蔡小鹏先生在2011年《炎黄春秋》第8期上发表的文章《华东金融的起源与影响》中的相关段落，以便一窥。

蔡说：

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新四军牵制了日军13个师，占侵略日军总兵力的22%，占伪军的30%；

在广泛游击战争的基础上，他们与日本伪军进行了24000次战斗，杀死、伤害和俘虏了41万敌人。先后收复25.3万平方公里土地，解放3400万人，在苏中、淮南、延福、淮北、鄂豫边区、苏南、皖江、浙东建立了8个主要抗日民主根据地。

主力部队从成立时的不到1万人发展到21.5万多人，拥有9.7万多名地方武装部队和96万多名民兵自卫队。

到1949年底，以新四军为基础的第三野战军已经形成了一支120万士兵的强大部队（82.5万野战军和39多万地方武装部队）。

蔡还说：

安徽事变后，新四军完全依靠自力更生来维持军费和军需。

一是“自力更生”：1942年，大规模生产开始，军队自行组织农业生产，开垦土地、割芦苇、捕鱼、养鸭、收割莲藕、养猪；各单位还组织建立了各种军需工厂（服装厂、纺织厂、肥皂厂、牙刷厂、牙粉厂、军工厂、煤厂等），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1943年，直属部队蔬菜自给8个月，盐自给10个月，全年肉类自给，产值500多万元。

第二个是“从敌人手中夺取”：在抗日战争期间，缴获了789门火炮、627个榴弹发射器、4821挺轻机枪和4821挺重机枪，以及230595挺长短炮。日本投降后，他们发动了大规模反击，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弹药、服装、食品，以及黄金、白银、纸币和贵重物品。

第三种是“从人民手中取粮”，这意味着分配粮食用于征税：每个根据地的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支付给军队，三分之一交给驻军，三分一交给地方政府。第四个是“取自商业”：这是华东地区最令人兴奋的特点。1942年至1945年，苏联第一师利用特殊采购渠道从上海购买了价值5亿银元的近2400吨军用物资。1942年至1945年，皖江第七师利用长江航道进行了大规模的贸易，每天有数千艘船只运送货物进出国内。他们向军部上缴现金5300万元（相当于26.5万两黄金），并大量进口西药、广播电台、医疗设备等军需物资，居全军首位，成为利用商业支持军队的典范。 ”

华中各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的关键是先富民，再增兵。首先，精简军队，减少党、政府和军队人员，使当地农民总数不到2%；其次，降低租金和税收，发展农业；第三，支持私营部门小企业的发展；第四，水利富民：各地都在搞公共水利建设。第六和第七师是最杰出的。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华东地区的金融占

新四军的许多开拓性成就，以及在军事和金融领域的巨大成就，当然是全军指挥员和战士集体努力的结果。

然而，作为新四军的政委和党魁，饶树石在这些任务的研究、决策和实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关于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是华东野战军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有人说，淮海战役是第二野战军打的。“这不是真的。

我想从1979年版的《辞海》中摘录相关描述来说明这个问题。

《慈海》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有16个纵队，中原野战军也有7个纵队。淮海战役始于1948年11月6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1月6日至22日，华东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合作，包围并歼灭了国民党第七军，杀死了第七军司令黄伯韬。国民党第三绥靖区下辖的三个半师，共有23000多人，在台儿庄和枣庄地区起义。

第二阶段，11月23日至12月15日，在华东野战军的配合下，中原野战军在宿县西南部的双堆集地区包围并歼灭了第十二军，抓获了总司令黄伟。与此同时，华东野战军在永城东北部的青龙矶和陈官庄包围了从徐州西逃来的杜玉明集团，歼灭了突破的第十六军

第三阶段，1949年1月6日至10日，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的配合下，于1月6日向青龙集和城关庄地区被围困的敌人发动了全面进攻。经过四天的战斗，第二、十三军全军覆没，徐州战役副司令员杜玉明被俘，第二军司令员邱清泉阵亡。这场战役于10日圆满结束，持续了65天，彻底歼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五个军和一个绥靖部队，共计五十六个师（包括叛乱的四个半师）和五万五千名士兵

以上对《磁海》淮海战役的总结可以说是比较客观真实的。从中可以看出，淮海战役实际上主要是由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的配合下完成的。

在兵力部署方面，华东野战军部署了16个纵队，而中原野战军只使用了7个纵队；在军事成就方面，华东野战军歼灭了四个敌军，而中原野战军只歼灭了一个敌军，这也是通过中野和华业的合作实现的（有资料说华业派了两个纵队支援）。

所以淮海战役不是由第二野战军打的。这是一种偏见，不值得信赖，就像井冈山的“朱德的肩柱”变成了“林彪的肩杆”一样。

我们党一贯强调问责：工作中出现问题，必须追究领导的责任，工作取得的成绩自然离不开领导。淮海战役的胜利无疑归功于华东野战军政委饶树石。

第三，关于收购上海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饶树石任中共华东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当时有句俗语，解放上海容易，治理上海难。多年后，事实告诉人们，共产党不仅解放了上海，而且治理了上海。

根据相关资料，当时中共上海市委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 充分调动和利用了新四军和华东各战区多年来培养和训练的大批治理和金融精英的热情和智慧。

以曾山（华东财委主任）为首的华东财委进入上海后，在当时上海混乱的基础上，立即废除了法定货币（金元券）的流通。所有使用人民币作为交换手段；同时，我们将大力组织商品供应，让上海市民感受到市场物资丰富，日用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与此同时，严厉打击黑市交易和投机活动，迅速建立了正常的市场秩序。

上海已经是一个工商业相对发达的城市。上海市委已决定帮助企业家尽快恢复生产，督促商店立即开业，并对税收进行整顿和改革。不久之后，上海建立了新的经济秩序。

(2) 国民党从上海败退撤出时，留下了一大批潜伏特务，还有一些来不及撤走的国民党顽固组织和分子。他们是上海治安的隐患，是上海安定团结的毒瘤，不排除这一隐患，不挖掉这一毒瘤，上海就难得太平。

为此，以饶漱石为首的上海市委出了一个奇招，叫做“以特反特”，得到了市委的一致认同。

所谓“以特反特”就是起用了一些像胡钧鹤那样的人，他们曾经是共产党员后来叛变投敌，最后又反悔投诚回来的“特务分子”。他们是知情者，与敌特工人员有一定联系。利用他们了解的情况，掌握的信息，我公安人员重拳出击，予以一一歼灭。

实施结果，成绩显著，战果辉煌。

据上海市公安局提供的资料显示，以胡钧鹤为主任的上海市公安局情报委员会，自1949年6月成立到1951年撤销的两年中，共提供敌特的线索1142件，从中破获蒋介石派遣、潜伏特务和自发组织的武装匪特470起，缴获电台81部。

这些成果为上海市的长久治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尽管饶漱石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以包庇反革命的罪名入狱20年，最终病死狱中，但公道自在人心，历史终将做出公正的结论。

(3)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同年秋季就在上海郊县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

运动教育了广大农民，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同时，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激发了他们生产的热情和积极性。

更重要的是在运动中铲除了隐藏在农村的反动残余势力，以及一些地主恶霸分子，使上海郊县呈现一派欢欣鼓舞、热气腾腾的生产景象。

土改结束后，于1951年底又按中央的指示在上海市区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对干部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廉政教育，对工商业者则进行了一次行业的自律教育，沉重地打击了一些不法资本家的违法行为，使上海的工商业步入了合法经营、诚实、守信的轨道。

在短短的三年中，通过上列措施，上海变了，真所谓旧貌换新颜，呈现一派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国际大都市风貌。说“共产党治理不了上海”的论调，也从此销声匿迹，不再露头。

上海的三年治理成绩，饶漱石作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自然也是功不可没。

(三) 有些媒体缺乏实事求是精神

饶漱石是不是新四军政委？当然是，这是铁的事实；饶漱石是不是华东野战军政委？当然是，这也是铁的事实。

但有些媒体报导新四军和华东野战军时，从来不提饶漱石的名字，好像新四军和华野从来就没有这样一个人，更不说是政委了。

有部电视剧叫《潘汉年》，剧中出现了饶漱石的画面，但把他描绘成一个唯唯诺诺的昏庸老朽，俨然是一个小丑，其实他当时才三十八岁，风华正茂，刚到新四军任职。

据我所知，淮海战役首先是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几个人策划（当时陈毅已调二野任副司令员，在郑州），然后报中央批准、组织实施的。

但有关淮海战役的报导以及电影、电视剧中从来看不到饶漱石的身影。这给人一种错觉，好像华野没有政委，其实，饶漱石还是一直在履行着他自己的职责。

有人把1942年新四军在江苏盱眙县黄花塘整风运动渲染成什么“黄花塘事件”，事件是“社会上发生的不平常的大事情。”

黄花塘整风没有什么“不平常”，而是我党历次整风中的常见现象。参加过整风运动的老同志，我想人人都是心知肚明的。

1942年整风的一个基本内容就是整顿思想作风，主要是要肃清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流毒。

陈毅受左倾思想影响，在红四军“七大”会议上罢了毛泽东的官（前委书记），自己取而代之，这当然是错误的。在运动中群众起来揭发批判是十分自然的，谁也无权阻挡。

大家可能还记得在“文革”中的那句名言：“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

1942年毛主席的威望虽不像“文革”时的如日中天，却已是冉冉升起的八九点钟的太阳。谁反过毛主席，在运动中受到揭发批判，岂不是十分正常的事?

（陈毅在批判饶漱石的座谈会上说：“我陈毅不是完人，‘黄花塘事件’我也是有错误的。

我在历史上犯过错误，红四军时期反对过毛主席，反对错了，这个我什么时候都认账。

‘黄花塘事件’中，我的错误是当时对中央有意见，主要是对中央派饶漱石来做华中局书记、政治委员不满意，感到中央是不是对我不信任？”）

这是不是所谓“黄花塘事件”的症结所在呢？

有人说，黄花塘陈毅挨整，是饶漱石所为，是饶漱石蓄意要把陈毅撵走。请大家想一想，饶漱石与陈毅素昧平生，往日无仇，今日无冤，刚刚上任，有必要干这种蠢事吗？

以我对他的了解，饶漱石为人谦和，办事稳重，决不会做这种荒唐事！

再说，陈毅是军长，政委哪有权整军长呢？要整军长必须有中央的认可或指示，否则是不可能整军长的。

在运动中，群众起来了，要炮轰军长，提几条意见，这是谁也无法阻止的，也是极其正常的。

陈毅最后离开新四军到延安，有人说这是饶漱石把他挤走的。不对，饶漱石无此权柄，因为陈毅是军长，去留只能由中央决定。

事实是，陈毅的问题在新四军搞不下去，只好把他调往延安，参加中央的整风。

到延安后，陈毅要向毛主席汇报黄花塘的整风，毛主席说：

你谈三年敌后游击战争，谈三天三晚都可以；若谈黄花塘整风，谈小饶，我一句也不想听。

这说明，党中央、毛主席对黄花塘整风是赞同的，对饶漱石也是支持的。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是饶漱石官欲膨胀，伸手要来的。

这种说法不合情理，也不切实际。

当时的人事任命，可事先征求下面的意见，但最终决定权在上级。

据我了解的信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命，确实事先征求了华东局党委的意见，首先陈毅自己说他工作太忙，搞不过来，不肯干，这是确凿的事实。

党委其他成员经过酝酿，同意了陈毅的意见，只好建议由饶漱石担任，饶漱石说工作总得有人来做，就同意了大家的建议。

华东局将情况报告中央，中央最终任命饶漱石为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这完全符合人事任命的程序，与伸手要官风马牛不相及。

况且，军政委员会主席，本来就是带有统战性质的闲职，饶漱石当时已是华东党政军的一把手，大权在握，他还有必要伸手要这样一个闲职吗？我看饶漱石决不会糊涂到如此地步。

此外，还有一个说法，“饶漱石大闹中组部”。

1952年，中央任命饶漱石为中组部部长，副部长安子文不与部长通气，擅自拟定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不管有多少客观原由，都是目无部长的一种严重违规行为，因为副部长是部长的助手，没有权力这样做。

事发后，部长对副部长进行批评教育，合情合理，无可非议。

凡事总得有个规矩，即所谓没有规矩，便不成方圆。倘若让安子文副部长的这种行为泛滥下去，岂不乱了套？

有人硬说饶漱石错了，我不知何错之有？请问，如果您是部长，您会容忍这种行为吗?

饶漱石与陈毅和安子文，都非旧交，都无任何历史恩怨，他们彼此，都是新的工作搭档。

因此，他们之间的纠葛，在我看来都还是工作层面或思想层面的问题。有人硬要与反党挂钩，恐怕离题太远了，因为陈和安都不是党的化身。

我国古语有云：“见义勇为”、“仗义执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们虽不能照仿古人，但至少也应分清是非，实事求是一点，做到不看眼色行事，不落井下石吧！

宋代名将文天祥提倡弘扬正气，他在《正气歌》中提到两个坚持原则、刚正不阿的人：一个是春秋时齐国的太史，另一位是晋国的董孤，即所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孤笔”。我们的媒体工作者和电影、电视工作者，是否可以向他们学习学习呢？

( 四 ) 个别人员想借饶漱石“故事”获利成名

我发现，在我们伟大的祖国，居然还有这样极个别品德恶劣的所谓“文人”，他们为了一已之利，昧着良心，妄顾事实，篡改历史，对饶漱石进行肆无忌惮的造谣中伤，丑化和诽谤。他们捏造事实，拼凑故事，编造成册，乘风传播，造成极坏的负面影响，妄图把饶漱石永远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由于历史原因，饶漱石的真实情况不为人知，使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受其蒙蔽。他们自以为得计，成“名”了，成“家”了，甚至官利双收，美梦成真了。

但请不要忘记，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公道自在人心，乌鸦的翅膀，终究是遮不住太阳的，是非终究会水落石出的。到那时，难道你们不害怕公正舆论的利剑刺向你们的胸膛？难道你们没考虑饶漱石的后人会诉诸法律，讨回这笔欠账？我劝这些人收敛一点，不要太猖狂，应该明白，你们不过是几个拾人牙慧的跳梁小丑，终究是几泡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有什么可以自鸣得意的呢？

03

一点启示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过去我们的党已无数次地三令五申了；但是，说到了，却有很多没有做到，至少做得还不尽如人意。党的“十八大”又提出处理问题“公平正义”的新理念，这是深得民心的创造性新思维。倘若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干部，我们的新闻媒体，以及我们每个人，在看问题时都能客观冷静、深入实际调査研究，不抱私心、不存偏见、不见风使舵、不看眼色行事，而在处理问题时又能大义凜然，客观公正，那么社会上的不平事就会大幅度下降，冤假错案也就随风锐减，以至完全消失。这样，国家不就安定了吗 ? 社会也不就和谐了吗？如何实现和谐社会，我看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不知大家以为然否？